顺美服装专卖店。

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黄玉迎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农民亲切地称为“老乡”。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新中国成立后，让广大农民过上幸福日子，是几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在首都北京，从为进城的农民开设“服务所”，到鼓励农民进城搞“二三产”，再到帮助农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老乡们的工资性收入不断增加，日子越过越红火。

为“农民进城”开办服务所

新中国刚成立时，农民进城主要是为了卖农产品和购买生产生活用品。为了照顾农民进城时住宿方便，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专门在四个关厢交通方便的地方兴建了农民服务所（原称农民旅馆）。

据本报1953年8月12日2版《本市六处农民服务所全部落成》报道，1952年9月先后开工的朝阳门外关厢赦孤堂及弥勒院、德胜门外关厢大市口北上坡、广安门外关厢铁路西段及广安门内乐培园、永定门外关厢小火车站等6处农民服务所，在1953年6月底已全部完工。6处农民服务所共能容纳3000多人、170辆大车和300头牲口。

为了适应农民的习惯和需要，农民服务所大部分的房间里都设炕，房屋横梁还设有供顾客放行李的架子。这里还设有食堂、大车房、牲口槽和牲口饮水的设备，自来水管、电灯等设备也俱全。

农民服务所的开张营业，很受京郊农民的欢迎。以永定门外农民服务所为例，它就建在当时北京最大的干鲜果市场——永定门外干鲜果市场的对面。永定门是北京市城乡物资交流的渠道之一，一年四季京南附近各地农民都要把农副产品经永定门运到北京来卖。尤其在夏秋瓜果收获季节，大兴、怀来、昌平等县及京西矿区等地农民把西瓜、桃子、杏仁等源源不断地运来出售，每天来来往往的农民一般都在2000人以上。过去，永定门外只有5家旅馆，仅能容纳100多人，很多找不到旅馆住的农民就挤在瓜果行里住或者弄张席子睡在干鲜果市场的空地上。永定门外农民服务所开张后，每天去住宿的农民络绎不绝，仅5天就已有3500多人。怀来县沙营的侯义斌老大爷笑着说：“咱们住的这屋子多好哇！又干净，又敞亮，住在这儿可真是舒心！”

农民服务所的投用，基本上消除了过去农民进城后“露宿街头”的现象。到上世纪60年代，农民服务所的服务更周到全面了。以德胜门外农民服务所为例，这里的服务人员还代客人看管小孩、给客人缝补衣物。农民服务所的业务也不断拓展，农民在这里不仅可以买日用品，还能买到需要的工业品，十分方便。

（1963年4月26日《北京日报》2版，《旅客夸奖德外农民服务所》）

1956年，进城的农民在农民服务所安顿好食宿后，正准备外出。 李祖慧摄

1965年，郊区社队的社员把刚摘下来的西红柿等蔬菜运进城里的市场。 冯文冈摄

进城搞“二三产”显身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鼓励农民搞非农经济。这一次的京郊农民进城不同以往，他们为北京二、三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象来街国华商场对面，一栋19层的高层住宅拔地而起，这是密云县穆家峪建筑队承包施工的；在玉渊潭公园附近，总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雕梁画栋的紫玉饭店，是房山县东营乡韩村河大队建筑队盖的；还有东方化工厂外宾招待所、通县人民医院……上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责任制的落实，从农田里解放出的一大批劳动力，相继加入了建筑业，成为建设首都的一支重要力量。

起初，他们只能搞房屋维修，建一些平房。实践中的锻炼，加之聘请各种人才，使他们的施工能力、技术水平和社会信誉有了很大提高。以韩村河建筑队为例，到上世纪90年代初，它已成长为拥有国家一级资质的北京韩建集团。

还有脑筋活泛的京郊农民到城里开起了饭店。前门东大街的花竹餐厅，就是京郊农民开办的。正宗的川味风格，上乘的热情服务，使“花竹”迎来了众多中外宾客乃至国际上的一些知名人士。日本首相访华时，全体随行人员曾“独包”了餐厅。来自联邦德国的客人在这里用餐后，听说餐厅是京郊农民开的，惊讶万分：“没想到，中国农民的水平这么高！”

（1984年12月7日《北京日报》2版，《访京郊农民办的花竹餐厅》）

据有关部门估算，改革开放十年间，有约30万名京郊农民进城，在建筑、纺织、市政、煤炭、环卫等行业干事儿，也有开饭店、跑买卖、当保姆、作伙计的。

在上世纪90年代，顺义县的农民抓住城区工业“优二兴三”改造的机遇，纷纷进城显身手，在四环路以内建设商业网点754个。北京服装行业的骄子——顺美服装公司在燕莎友谊商城、西单购物中心、东大桥等处开设9家店中店和专卖店；北小营乡前鲁村鸭场兴办的西罗园全聚德烤鸭店，每年可售出近2万只烤鸭；后沙峪郁都扒鸡厂的合作企业黎昌海鲜酒家，因物美价廉很受市民欢迎。

（1995年7月18日《北京日报》2版，《顺义在四环路内开754家商店》）

京郊农民进城从事二、三产业，闯出了一条致富的新路。韩村河成为京郊的首富，全村791户人家都搬进了别墅式两层小洋楼或公寓式住宅楼。密云山区番字牌乡800多进城经商的“山里人”在县城买了楼房，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城市生活。

上世纪90年代，富起来的韩村河建起影剧院，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胡敦志摄

搬迁农民圆梦“上班族”

“放下锄头进工厂”，曾是不少农家子弟的梦想。进入21世纪后，随着北京产业大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推进，越来越多的京郊农民圆了心中的梦。

2007年，每天早晨7点到7点半，顺义区仁和镇陶家坟村都有一景儿：早起上班的村民身穿工作服，陆续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村中心大街上，形成灰、白、蓝、黄等各种颜色的洪流。每个人的工作服上，都印着醒目的企业标识：“现代汽车”“燕京啤酒”“三立车灯”“顺美服饰”……

1991年，创出万米无次布佳绩的京棉一厂农民合同工刘淑霞获得“首都劳动奖章”。 胡敦志摄

这个位于顺义卫星城边缘的小村庄，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从事大田劳动。全村300余名劳动力或者在村里的企业上班，或者在毗邻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绝大多数成为月薪1500元至4000元不等的“蓝领工人”。

坐在宽敞的工作间里，25岁的王丽喝着热腾腾的咖啡，对着电脑录入信息……曾是延庆县失地待业农民的她，在延庆县与西城区的城乡就业“手拉手”活动中，被推荐到位于西城区金融街的中外运久凌储运有限公司，当上了计算机操作员。2007年，本市通过城乡就业“手拉手”活动，让京郊近2万名农村劳动力在市区实现稳定就业。

（2008年6月8日《北京日报》1版，《京郊农民进城工作有了新途径》）

2011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城乡统筹发展，大量京郊农民搬迁上楼，从原先的农村住进了社区。工作，是搬迁农民最大的需求。大兴全区19个镇、街道全部组建了就业服务组织，还免费为搬迁村劳动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岗前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努力为每一个有就业愿望的搬迁农民找工作。

“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在亦庄。”大兴区榆垡镇搬迁农民、23岁的张双提起自己的工作很自豪：“咱搬迁农民如今能到大公司工作，能不高兴吗？”在张双的村里，很多农民都开始上班、挣工资、有保险了。张双的小伙伴们，有的在奔驰上班、有的在可口可乐工作，都是知名企业。截至2012年，大兴区6.4万有就业愿望的搬迁农民中，已有4.8万人上了班，踏踏实实地挣起了工资。

（2012年2月27日《北京日报》1版，《大兴近5万搬迁农民上班挣工资》）

2014年，京郊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64.6％，居全国首位。

绿水青山助“家门口”就业

2015年底，北京市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已在平原地区新增林地105万亩。和过去常见的杨柳“片儿林”不同，这几年本市栽种的绝大部分是景观生态林，后续管护很关键。而这正好给当地农民特别是在平原造林中进行土地流转的失地农民创造了大量就业的“绿岗”。

大兴北章客村，村小地偏。早晨8点，49岁的村民高建文扛起草耙子，走5分钟路，就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一片2012年春天种下的茂密树林。“植树、管护，公司发工资，还给上五险。”老高乐着说，“谁想到这么大岁数了，咱不离村就成了工人，带工资、带医疗、带养老，以后啥也不愁。”在庞各庄镇，绿岗就业让老高这样的千名“4050”大龄农民就地成了工人。这些村民管护员对这片油松、银杏、白杨特别上心，树木成活率全区第一。

2012年，村民高建文在自己负责的树林里工作。朱洪富摄

2014年4月，延庆县3.8万亩平原地区森林资源启动管护员招聘，1000余个岗位面向延庆、永宁、井庄、八达岭、康庄、大榆树、张山营、沈家营等8个林地所在乡镇的农民招聘。被聘为管护员的刘爱军，2013年开春就已将家中的10亩地全部流转出去用于平原造林了，这回当上管护员后，合同一签就是5年，他十分满意。

（2014年6月19日《北京日报》8版，《延庆千余农民当护林员》）

在整个京郊，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家门口走上了绿色就业岗位。据不完全统计，到2016年初，全市已有20多万农民捧上了绿色生态“饭碗”。管林、护林成为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

2018年，北京启动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守护绿水青山，改善生态环境，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林下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之路，让更多的京郊农民从城里回到家乡，发展生态农场、精品民宿，吃上了“生态饭”。在奔驰汽车工厂上班的刘学玖，就选择了带着媳妇回到父母开的“清水河畔”民宿，开启一家人的崭新生活。

（2020年8月18日《北京日报》7版，《清水河畔朱家湾吃上“生态饭”》）

如今的京郊农民，在家门口上班，守护身边的绿水青山，幸福地走在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康庄大道上。

2020年端午节小长假，23岁小伙儿陈诚从城里回到自家村子里上班，当上了创艺乡居民宿管家。 王海欣摄

资料来源：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