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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谁说的(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准确吗?)
2022-12-01 09:00:01
M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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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评谈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谁说的?公元前209年,陈胜在大泽乡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激起了起义者的反抗之心,然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句话,打破了先秦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代表庶民参政的开始。

那么,陈胜这句话准确不准确呢?其实,如果从时代上看,陈胜这句话振聋发聩,的确具有时代意义,但如果从狭义上看,陈胜这句话并不准确,并不符合时代特征。

根据史料记载,第一位平民政治家大约是姜子牙,据说他家道中落,做过屠夫,开过旅馆,由于家贫而做了赘婿,70岁时整天四处钓鱼,但这样一位穷老丑的男人,却在随后的日子里翻云覆雨,周文王拜他为“太师”,尊他为“太公望”,周武王尊他为“师尚父”,成为周人军事统帅,后来建立齐国,辅佐周成王、周康王等。一位穷老丑翻身为帝国数一数二的重臣,无疑已经验证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

当然,甲骨文出土之后,人们发现“姜”字本义是女羌人,并不代表姓氏,羌字本是被俘的男羌,大约商朝晚期时姜字可能演化为姓氏,羌字成为部落名称。因此,从文字上解析可知,姜子牙应该不是普通人,极有可能代表了羌人的利益,所以周人才会重视姜子牙。也就是说,姜子牙得到重用的前提,不是因为他的才华,而是他的特殊身份,在羌人中的地位,因此当时还处于“王侯将相有种”的时代。

其实,甲骨文中的“民”是一目被刺,以独眼作为奴隶的标志之一,“人”与“夷”、“尸”相通,一般用于被征服部族后臣服之人,地位低下,还可以作为“人牲”,总之商朝统治阶层与“民”、“人”似乎不是一个物种,当时“王侯将相的确有种”。因此,当时“民与人”中哪怕有才智高绝之士,统治者也不会重用,否则就会动摇统治基础,比如纣王只是任用了几个地位低下的“小臣”,就被比干、周武王等人视为四大罪状之一。

西周至春秋晚期之前,在史书上留下姓名的王侯将相,基本上都是贵族后代,或者说虽然落魄但有辉煌的祖先。我们熟知的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得奴隶百里奚,其实百里奚本是春秋虞国大夫,晋国灭掉虞国后百里奚才沦为奴隶,因此秦穆公任用奴隶百里奚为相,只是延续了“王侯将相有种”的做法。不过,作为曾经王侯将相的百里奚等沦为奴隶,其实也从另一面说明王侯将相无种了。

春秋晚期时,由于多年战争,很多诸侯惨遭灭国,大批王侯将相沦为平民、乃至奴隶,于是以前被贵族垄断的知识开始下移,这是百家争鸣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平民阶层中也出现了一批高素质人才,而以孔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办私学,提升了平民阶层的素质,进一步打破贵族对知识的垄断,所以孔子伟不伟大需要透过具体时代来看。也就是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时的“民”已经不全是如同杂草一样懵懵懂懂,不全是没有学识的了,不全是“民多而无识”。

由于列国兼并激烈,不少诸侯国开始重视人才,孔子不少弟子本是平民,后来却担任了不小的官职,比如子路。不过,受制于当时的传统,平民即便能力出众,不仅不可能担任王侯将相这些要职,甚至担任一般官职时还要经历更多的考验,最典型的是孙武,伍子胥在吴国没有受到考验立即担任高官要职,但地位比较低下的孙武却要通过练兵考核。

进入战国之后,战争残酷程度进一步升级,灭国危机时刻笼罩在各国头上。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为了国家强大,不在残酷的战争中被灭掉,于是战国七雄先后开始变法,没有变法或变法力度较小的国家后来基本陆续被灭。尤其重要的是,七国变法的内容中,几乎都有重视人才、选拔有能力者上位的改革。

魏国第一个变法,任用李悝主持变法,史称“李悝变法”,第一条是废除奴隶制时代的世袭制度,根据能力来选拔官吏,取消旧贵族原本享受的世袭俸禄,用来招募贤才,发展生产。秦国商鞅变法,主张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哪怕一个毫无社会地位的贫民,只要不断立下军功都能升上高位。齐国邹忌变法,邹忌本身就不是什么显贵,“以鼓琴见威王”而得到重用,他本人非常注重推荐人才,变法内容中有“谨择君子”这一条。楚国吴起变法,提出“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裁减冗官,选贤任能,罢除无能无用之辈。燕国乐毅改革或燕昭王改革,确定“察能而授官”的用人原则,只将官爵、禄位授予有功、有能的人,以克服“亲亲”、“贵贵”的用人传统。韩国申不害变法提到“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而申不害本人是“郑之贱吏”,韩国灭郑后成为韩国低级官员,最终却为相15年。唯一没有明确提到不拘一格提拔人才的是赵国胡服骑射。

通过战国七雄的变法可见,当时已经打破了僵化的贵族血统论,中国社会阶层不再固化,下层有能力者可以通过努力、通过才华成为高官,乃至成为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申不害、商鞅、庞涓、孙膑、李斯、苏秦、张仪等人,起初社会地位都不高,但经过努力之后,他们都成为了高官显贵。

经过变法之后,如果说关东六国的阶层固化还很强的话,那么秦国对阶层固化的破坏就比较彻底了。原本,秦国就有广纳天下英才的传统,变法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只要能使用的人才,秦国国君一般都会使用,连吕不韦这样的商人都能担任宰相,张仪、李斯原本地位都很低下,后来官场历练之后,让秦王看到了出众的能力,最终成为秦国宰相。

因此,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时代氛围来看就不准确,从秦国国情来说更不准确,陈胜之所以这么说,主要以激起他们“迅速暴发成为王侯将相”的野心与反抗之心。当然,如果将战国到秦末这一段时间的概括起来,那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的确可以作为整个时代的印记,标志着平民参政时代的开启。

秦朝之后,贵族政治与平民参政齐头并进,持续时间长达千年之久,直到宋朝之后平民参政成为主流,勋贵身份反而在政坛上更为敏感。

汉朝时推出了“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说到底是地方官员在辖区内挑选品学兼优者,将之推荐到中央,由中央考察考试之后任命官职,给了底层有能力者一个上升的通道。

三国时期,曹操提出“唯才是举”,首要考虑的是有没有能力,而不是孝不孝、德不德,这是中国用人制度的巨大进步。但魏晋后门阀控制了政治,非门阀之人很难升为高官,用人制度出现倒退,社会阶层固化严重。直到隋唐时期,门阀的存在威胁到了皇权,隋唐皇帝推行科举制,吸收寒门子弟以与门阀士族抗衡,牛李党争就是这一体现。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毁灭了很多大家族,导致士族势力衰败。

宋朝之后,随着科举制的完善与盛行,寒门子弟逐渐成为主流,低层平民只要有才,即可“朝为读书郎,暮登天子堂”,选拔当时社会认可的“有能力之人”,重点不再看其身份如何,已经成为皇帝与万民的共识,这种共识一直延续至今。

数千年来,中国之所以一直领先世界,与社会阶层可以流动关系很大。相比中国,近代之前欧洲一直是贵族政治,阶层固化严重,直到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才逐渐解决掉过去的阶层固化问题,因此某种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与陈胜吴广起义一样伟大。

可以说,早在战国之初王侯将相无种时代已经到来了,比陈胜吴广起义早了200余年,陈胜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确具有非同一般的历史意义,但就当时时代而言,这句话却不准确,只能说是陈胜野心的体现,想要快速成为王侯将相,而不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而这种想要“暴富”的心态,应该也是陈胜成为流星的关键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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