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螃蟹是什么意思有什么预兆？作者 | 王瑞林
几次提笔想写篇追忆母亲的文章，思绪万千，黯然神伤，那是留下了我终身的悔，刺骨的痛的话题，只想落泪，无法落笔，现在只能硬着头皮完成这篇回忆录了。
清王朝认为东北地区是他们的祖灵圣地，实行封关政策，不允许外族进入。民国初期，随着清王朝的没落和军阀混战，对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的松辽平原垂涎已久的河北、山东等地的农民掀起了向东北迁徙的高潮，史称“闯关东”。
胶东半岛到辽东半岛直线距离仅有110公里，所以山东沿海的农民大多搭乘木船到大连，再北上分散到合适的落脚点。我的外祖父母原籍分别是山东的诸城县和荣成县，也是随着这次的迁徙大潮先是到了大连，又北上定居于安东（后改为丹东市）。
我母亲于1927年出生在一个中产家庭，据我五姨讲，我的外祖父是个小有名望的经营古董字画的文化商人，在当地很受人尊重，他们居住的木制二层楼房在那个年代也是当地鹤立鸡群的一景。
我母亲兄弟姐妹十人，但是夭折和早逝的占了近一半，母亲是家里的长女，外祖父给她取名雅玉，非常溺爱她。
少女时期的母亲
母亲开始上的是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了小学老师。那时东北和朝鲜都是被日本人统治的地盘，没有国界限制，所以我母亲任教于一江之隔的朝鲜边界城市新义州的华人学校。（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才得知母亲的这段经历，因为无法外调考证，所以母亲的档案里一直盖有“政嫌”的印章，即政治嫌疑。我弟弟两次考大学都受此影响政审没通过。）
后来学校强制要日语教学，母亲转行考上了日本人开办的“沈阳助产士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专科学院）”，开始了从医的生涯。
我没有见过我的外祖父，他是1951年去世的。我小时候听过我母亲和她的朋友讲我外祖父去世时的故事，印象深刻：我外祖父病危时我母亲和我二姨都已在天津定居，得到消息后想尽快赶回安东去。
那时朝鲜战争刚刚爆发，铁路交通都被军用物资占用，买不到火车票，她们只好选择从天津港坐船去大连。当时船票也是非常紧张的，她们在港口等了三天才得以上船。
在等船期间我二姨忽然从睡梦中惊醒，说是梦见了一只白色的大螃蟹，很害怕，螃蟹横行又是白色，不吉利。随后我母亲梦见一双雪白的孝鞋，瞬间洒满了泥点子，母亲惊醒后感到心惊肉跳。好容易辗转到了安东，我母亲首先就查看我大舅等的鞋，果然都是沾了泥点的孝鞋。
后来得知我外祖父弥留之际很想见我母亲，硬撑了三天，最后说了一句：“唉，我等不了啦。”咽了气，去世时间正是我二姨和母亲做梦的时刻。这种心灵感应或者是物理感应我也亲历过，这是后话。外祖父的去世对母亲打击很大，她为没有见到外祖父临终一面而抱憾终身。
我母亲酷爱文学，尤其像《红楼梦》、《西厢记》以及宋词等古典文学更是爱不释手。她还写得一笔好字，曾用蝇头小楷把《红楼梦》中的诗词都抄录过，再细细品味，母亲的言行举止体现着她的文化修养。
我上小学时母亲就鼓励我读课外书，家里除了存有大量的日文医学书籍外还有一些文学书籍，我读过的《三国演义》、《红楼梦》、《家》、《春》、《秋》等名著都是家里的藏书。
我的父母都酷爱京剧，家里有一个留声机和一箱子78转的胶片唱片，都是京剧名角们的唱段。父亲对各出戏和各个流派了如指掌，母亲说她更欣赏唱词中的文学性。母亲的床头永远放着书，五十岁时还跟着广播学习日语。
母亲结交的朋友中很多都是有点身份的人，例如曾任民国总统的曹锟的女儿，她是个京剧票友，唱老生，母亲和我看过她演出的折子戏；还有民国总统黎元洪的女儿，叫黎君寿，是我们住在成都道时的邻居。
黎元洪和民国总统之一的徐世昌联姻，所以黎君寿是徐世昌的儿媳妇。现在披露的资料显示，徐世昌和黎元洪为官清廉，口碑都不错，只是乱世之中难有作为。徐世昌的太太是个戴着金丝眼镜颇有气质的老太太，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黎君寿的儿子叫徐福宽，是我少年时的好友。
我母亲还有一位朋友是开滦煤矿董事长的太太，我经常随母亲光顾她家，她家里那套白色的造型独特的欧式家具给我印象很深。
母亲特别向往那种“小资”味的生活方式，可惜“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坎坷的一生使母亲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追求生活。我的父亲原籍河北省清苑县，少年时期到哈尔滨投奔我的四爷求学并帮助我四爷经商，后来他和朋友合伙在沈阳和天津做生意。
我的父母是1950年经朋友介绍在天津结婚的，过了有限的几年小康生活。1952年我出生在天津马场道上的天和医院；1953年我父亲和几个朋友在包头合资搞了个“西北奶粉厂”，经营不善倒闭了；1954年又回到了天津，定居在重庆道152号。
我们租住的是这幢洋房里位置最好的客厅，那是个中间有玻璃推拉门的两大间房，因为房租太高后来不得不退掉一间，剩了一间房，后来这栋楼又陆续搬进很多住户，成了个大杂院。
因为正赶上公私合营和三反、五反等运动，父亲到处找工作都无果，家里仅靠变卖一些物品维系生活，那是我们家经济状况最为窘迫的时期。一直到我下乡前，黄家花园西安道上那家委托商店都是我和家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我弟弟是1954年出生在包头的，因为他的拖累母亲无法工作。我爷爷恰好来津看望我们，父母商量后让我爷爷把我一岁多的弟弟带回老家去寄养，作为一个母亲那种不得已的抉择可想而知是多么的艰难和痛苦。
解放初期医疗机构稀少，母亲因为有合法的证书和执照，在桂林路和马场道交叉路口的南面租用了几间平房，开办了一所妇产科医院。那个时期是我国人口生育高峰，所以母亲的医院生意还不错，后来卫生系统机构调整，母亲被归并到民园卫生院，属于区级的医院。
民园卫生院是坐落在河北路上正对着民园体育场东门的一所院落，欧式房屋设计得错落有致，很有艺术感，院子很大，还有一个养着很多实验用兔子的玻璃房，那是我童年时经常光顾的地方。
1958年全国搞起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各个单位开始招人，我父亲应聘到天津棉花机械厂当了一名铸工。我父亲是学财经的，一直没有干过重体力活，突然承担了繁重的抬铁水工作，每天累得几乎上不了楼。虽然如此，家里的经济状况总算有了缓解。
1959年五岁的弟弟被接回了天津，弟弟已经不认识我母亲了，经常哭喊着要回老家去。弟弟在老家长期拉肚子落下个脱肛的病，很痛苦，母亲为此落了很多泪，因此父母对我弟弟一直有歉疚之心。
1959年开始全国爆发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据说饿死了很多人，城市居民好在还有定量粮食供应，勉强能够维持生命。那时我的母亲经常值夜班，母亲值夜班时就把我带到医院去睡。
过去妇女生孩子都是请医生到家里接诊，没钱住医院，所以母亲夜里经常出诊，夜班补助就是一两粮票，当时一两粮票的金贵远不是能用钱来比值的。
早上母亲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带着我走到民园大楼西侧的一个早点铺（那时的餐饮经营都是国营的），用这一两粮票二分钱买一碗稀饭，看着我呼噜呼噜喝完，她再用勺子仔细地把残留的剩饭刮干净，舔干净勺子起身回家。
母亲辛劳了一个通宵，体力和精力遭受了那么多损失，却把仅有的一碗粥让给了我吃，我那时真是太不懂事了，每每回想到这个场景，追悔不已。
由于营养不良，大部分人开始浮肿，我母亲是第一批浮肿的人员。好在国家有福利，浮肿人员每星期可以领到几块带鱼、一把炒黄豆和几个大枣，母亲把这点营养品都贴补到家里的饭桌上了。
我在学校被确认浮肿了，也领到了食品补助，这让我弟弟羡慕不已，天天使劲按自己小腿，希望跻身于浮肿人群，殊不知，浮肿是器官衰竭的前兆，有生命危险。
那个时期我经常跟着母亲去捡菜叶子、挖苜蓿草、捡煤核，我们甚至吃过产妇的胎盘......谢天谢地，我们终于艰难地熬过了那段岁月。
饥荒过后，由于经济萧条，全国又开始了精简机构运动。我母亲属于合并到卫生院的“散户”，首当其冲被“精简”了，没有任何补偿。那时已经不允许私人经营诊所了，这等于断绝了我母亲的经济来源，母亲经常跑卫生局等单位进行申诉，一直没有结果，为此母亲大病了一场。
我父亲的业务能力被领导赏识，调到了供销科，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工资一直没长，十几年的数额都是40.5元。按照平均生活费数额，我和弟弟刚好够不上免费上学的补助标准。
我们住房的房租就是10.8元，那时每月民园房管站都有专人挨家挨户上门收房租，几乎每个月都听到母亲对收房租的姑娘说：“实在对不起，我现在没有钱，缓几天我一定把房租给你送去。”
临近月底我父亲就可以从单位借支互助金五元，拆东墙补西墙地勉强度日，家里的拮据可想而知。为了省钱，我们搬到了成都道永寿里的两间小房，那里的房租是5.72元，减轻了一点生活压力。
为了生计，母亲想方设法寻找挣钱的途径，我记忆深刻的是母亲挑拣过猪鬃——那是做外贸出口刷子的第一道工序。
母亲每天领回一包猪鬃，眯着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那时收电费是按照灯泡的瓦数收费的，所以我们家的白炽灯只有15瓦）把混杂在一起的猪鬃按黑、白、花颜色一根根的分别挑出来，再分门别类包好送回去，我有时也帮着母亲挑拣，为母亲分担一点负担。这个活收入有限，居然也被别人抢走了。
我母亲又找了一个加工毛衣花的工作，即定期领回几件毛衣，按照纸样，在毛衣上绣好花，再送回去。后来我才得知，我母亲接的活都是“二道贩子”的转手活，微薄的收入还要被扒层皮，然而很无奈。
我母亲还在食品厂做过临时工，每天穿着胶靴和胶皮围裙清理车间各种食品加工的下脚料。我母亲身高只有一米六，瘦小体弱，没干过体力活，那种强度的工作对我母亲来说该是多么吃力。所好的是母亲每天能带回食品厂卖给职工的碎壳鸡蛋、不够包装标准的田鸡腿和熟肉的碎肉等食品，非常便宜。
最让我心疼的是母亲去医院做特护，她每天傍晚赶到第一中心医院去，为重病患者做夜间护理工作，早上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母亲本身身体不好，营养不良，加上长期熬夜，眼看着消瘦下去。
为了省钱母亲每天晚上走路去医院，早上太累了，乘9路汽车回家。我和弟弟每天早上去桂林路汽车站接母亲，车站到我家虽然只有几百米距离，母亲看到我们时露出的笑容和拉着我们的手回家的情景是那样的温馨，回想起来都让人感动。
“文革”期间社会上流行起了打鸡血，即把公鸡的血抽出来注射到人的肌肉中，号称治百病。开始亲朋好友知道我母亲是医生，请她帮忙注射，后来注射的人多了，我母亲干脆挂牌开展这项业务，每天抱着公鸡来我家注射的人络绎不绝，虽然收费不高，这项收入让我们家的生活有了起色。
母亲还帮人带过孩子，即家庭托儿。上班族早上把孩子送到我家，晚上下班后再接回去，按月交托儿费。这期间有一件事我终身难忘：有一次我禁不住诱惑，吃了一勺托儿人家带来的奶粉，被我母亲好一顿指责和教训。
还有一回我在同学家做作业，我错拿了同学的一支铅笔，那是一支带橡皮头的花色铅笔。因为我使用的都是最便宜的木色铅笔，这事很容易让母亲发现了，她让我当晚给同学送回去，说不然人家会误会是你偷窃。母亲的为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惠及一生。
1974年时的母亲
知道家里生活的艰辛，我从三年级开始不再参加学校组织的看电影活动，虽然仅仅是五分钱票价；我也从不向父母要零食吃，尽管街头煎饼馃子、烧饼夹肉和爆肚等的香味是那样的诱人；我常年穿着我父亲单位发的劳保鞋，那是一种硬帮胶底的靸鞋，俗称牛鼻子鞋，很难看；我几乎没有换洗的衣服，都是晚上洗出来早上穿......
有时家里难得吃一点带肉的菜，全家人你推我让，谁也不肯主动下筷子。生活虽然艰辛，家里的那种克己待人相互体贴的家风体现着浓浓的亲情。
生活的艰辛仅仅是物质问题，而“文革”期间对精神层面的打击几乎让我母亲崩溃。“文革”中我父亲的成分由“职员”升级为“资本家”，家也被红卫兵抄了。
我家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是我母亲一直舍不得卖掉的一块罗马牌手表，被红卫兵“抄”走了，让我母亲痛惜不已，因为我父亲的手表和自行车早就卖掉了，我猜想那块表对于母亲一定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她才保存下来，平时都很少戴的。
我父亲被下放到车间劳动接受改造，我母亲没有单位，就要接受派出所和街道革委会的管制。
住在成都道世界里那个文盲老女人是文革的受益者，不但从地下室一下搬到了上面一套正式住房，还一步登天当上了街道革委会的主任。她每天黑着个脸，充分利用着自己的这点特权，敲打教训着“黑五类”（后来扩大到“黑九类”）们。
不知为什么她特别和我母亲过不去，总是找茬刁难母亲，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母亲总是气恼郁闷又无可奈何，精神备受压抑。
实在受不了了，我母亲和她的好友李素琴阿姨商量两家对换了房子，我们搬到了睦南道36号，那是个有着深深庭院的欧式小楼，我们居住的是顶层的两间阁楼，暂时缓解了母亲一点精神压力。
我是1969年10月离开天津到内蒙古插队落户去的，我父亲的单位是1970年开始迁厂到河北省武安县的山区去的，据说是因为要备战搞军工生产。为了保住“大本营”，我母亲留守在天津没有随迁。
为了防止我弟弟再下乡，我父亲利用随迁人员安置政策，把我弟弟带到邯郸，安排在郊区的马头农机厂当了学徒工，那时我弟弟年仅16岁。不到一年，四口之家就四分五裂了，这种状况持续了整整十年。
母亲一个人孤单地在津生活，虽然我父亲会利用出差机会回去探望，毕竟次数有限，母亲生活上有着诸多不便。那时天津没有燃气，还要买煤生火炉做饭和取暖，送煤的师傅把煤卸到马路边上就不管了，我母亲只好自己一簸箕一簸箕地往楼上搬，几百斤煤需要搬多少趟啊！
每每想到母亲搬煤的情景我都心疼无比。只要我回家，我就想办法联系煤厂提前送煤或者自己借车去拉煤，尽可能帮我母亲把这些重体力活承担起来。最可怕的是母亲有一次拉痢疾，拉得浑身无力躺在地板上已经脱水休克了，恰好李姨来看望她，赶紧送医院抢救，差点丢掉了性命。
母亲自己生活艰难尚可忍受，远离亲人的孤单和思念使她精神备受煎熬。我那时幸运的在内蒙古上了大学并被分配到了广播电台工作，母亲有机会就托熟人给我带些食品。
有一次母亲居然让我弟弟给我带来一个罐头瓶子，里面装满焙干的海螃蟹黄。螃蟹的精华就在蟹黄上，真难以想象这么多焙干的蟹黄是母亲怎样精心为我制作的啊。品味着蟹黄体会着慈母的爱心，我忍不住落泪了。
按照当年国家的政策：父母身边无子女可以调回一个人，我的弟弟于1980年调回天津工作，我恰好申请到天津音乐学院进修，使我们和母亲短暂的共同生活了几个月。
自我记事起，母亲一直在为家庭的生计操心和奔波，直到我和弟弟工作了，家里的经济情况才有了好转，可是没过多久，母亲又病倒了，可怜的母亲没有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母亲晚年患有高血压病，长期服药，又值更年期，情绪很不稳定。
这期间有两件事对母亲打击很大：一是我外祖母有一个叔叔，虽然辈分大，年纪倒不大，一直在丹东帮我外祖父做生意，后来因为历史原因被遣送回了原籍，我们称其为太姥爷。他和我母亲关系很好，经常有书信往来，信封上的字写得非常漂亮，一看就是个文化人。他晚年一个人生活在山东荣成县老家，所在的村落名称非常有书卷气，叫“逍遥山村”。
虽然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好，还是经常会给我家寄一些花生、红薯干和各种豆子等农村的特产，因为每次都是我去民园的邮局取包裹，白色的包裹皮上是正楷毛笔字书写的地址和姓名，所以这些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来过我家看望我母亲，还去丹东看望了几个熟人，回去后就自尽了。估计是孤苦伶仃生活艰难，或是患了绝症无钱医治，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还有就是我的大舅因为妻子出轨，夫妻关系非常不好，他自暴自弃酗酒成性，导致英年早逝。这两件事让母亲很长一段时间伤心不已，我经常看到她一个人呆坐着，默默落泪。
一天午后，因为一件小事母亲开始数落我，越说越激动，突然爆发了脑溢血，让我不知所措，赶紧和弟弟送母亲到我家就近的公安医院进行抢救，那时母亲刚刚53岁。
医院做了检查后即下了病危通知书，我父亲赶回来了，我也通知了部分我母亲的亲友。李姨家的二表姐启明在给我母亲找送终衣服时，找着找着突然放声大哭，说找遍了我家的衣柜，没找到一件像样的衣服，王姨活得太可怜了！
经过抢救，母亲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成了植物人，没有任何知觉，只是呼呼大睡。我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后，病情稳定了，医生建议我们出院。那时我们学会了给母亲下胃管进行鼻饲，每天灌注一些牛奶和米汤。
医生断言我母亲活不过三个月，可能会死于褥疮或并发症。在我们的精心照顾下，母亲后来逐步恢复到一侧肢体可以活动，有了语言能力，有了部分记忆，持续了六年的生命，堪称奇迹。
母亲这次患病诱因是我，让我一生不能原谅我自己。
母亲得病前最大的心愿是能够住上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单元房，能使用上煤气，但是都没能如愿。母亲还特别想吃朝鲜冷面，那时只有北京西四有一家延吉冷面馆，有一次我特意从北京买好了冷面，等带到天津时冷面已经泡成了黏糊糊的，没法吃了。
还有一次粮店卖红薯，母亲特别想吃，我嫌排队人多，没有去给母亲买......种种遗憾，让我深感对不起母亲。
从植物人状态逐步苏醒的母亲
因为弟弟那时还是单身，还在上大学，所以母亲得病后一直是我在照顾。我在天津长此居住下去也影响我的工作，我的单位领导特别同情和照顾我，在单位的办公楼内腾出了一个最好的房间给我安置母亲，1981年我把母亲接到了呼和浩特。
没过多久赶上局里分房，那个年代房子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在我的领导们的努力下破例分给我一套住房，还不要求我坐班，使我能有时间照顾我母亲。我妻子在医院工作，也得到很多医疗用品方面的便利。
1985年我父亲的单位从武安县的山沟里搬到了邯郸市，单位也给我父亲分了一套房子，父亲来信说过去没有条件照顾我母亲，让我们受累了，现在条件改善了，照顾我母亲是他的职责，坚决要把我母亲接走由他来照顾。
虽然我一再反对，但是父亲安排好了一切，包括中转火车的接送等问题，就来呼和浩特强行把我母亲接走了。父亲那时还没退休，当着个科长工作很忙，还经常出差，他雇了一个单位退休的熟人帮忙照顾我母亲，母亲到邯郸仅仅一年就由于患了肺炎病逝了。
母亲去世的那天，我凌晨四点多突然醒了，心烦意乱再也无法入睡，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挨到天亮去上班时就接到我父亲单位同事打到我们单位的电话，说我母亲病危，让我回去，我感到凶多吉少，中午就上了火车往回赶。
第二天到了邯郸，得知母亲已经过世了，她咽气的时间正是我半夜惊醒的时刻，让人不能不怀疑亲人间的这种心理感应。
1986年7月2日凌晨四点，我永远铭记在心的特殊时间。
完
作者王瑞林，1952年出生，曾居重庆道152号，实验小学、一中。1969年插队内蒙，1972年就读于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工作，进修于天津音乐学院，从事专业作曲指挥工作，现已退休。
采稿 校对 编辑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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